基層政府財政緊缺緊盯政績忽視教育
根據公開資訊梳理，拖欠教師薪資補貼問題在多地都有發生。
2015年8月，江蘇省泗陽縣被曝拖欠數百名教師薪資。2014年7月，經省一級主管機關核准，泗陽縣對教師基礎性績效薪資進行調整，由每年每人2.5萬元調整為3.8萬元。2014年7月至12月，共6個月的增資部分沒有補發到位，總計600多萬元。此事曝光後，泗陽縣稱拖欠教師薪資部分在2015年8月底補發到位。
2019年4月，陝西省延安市延長縣多名春藥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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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崗教師反映，當地出現300多名特職教師被拖欠薪資及五險一金等待遇問題。經媒體報道後，延安市對此進行糾正，不但按月發放工資，還補發此前拖欠的工資並為教師們補繳社保。
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沒有將教師平均薪資水準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薪資水準的法律義務落實到位。
根據國家教育督導檢查小組2019年12月進行的督導檢查發現，2018年，河北省有三分之一的縣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準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薪資收入水準；2018年，雲南省有56個縣義務教育教師平均薪資收入水準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薪資收入水準。
教師法及義務教育法均作出規定，教師平均薪資水準應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薪資水準。那麼，為何國家法律沒有被切實執行？
儲朝暉分析稱，直接給教師工資的是縣一級政府，教師工資的保障跟縣一級政府的執政理念息息相關，如果縣一級政府的理念主要在於GDP，就會挪用教育經費，把本此用於教育上的財政資金，用於發展經濟，導致國家法律法規和中央政策難以有效執行。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告訴《法治日報》記者，相關的監督制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也是原因之一。我國已經初步建立督學制度，在地方設置了督學職位，職責包括對政府及有關部門履行教育職責情況進行督導，現在看，督學制度沒有發揮出作用。
程方平認為，地方政府敢於拖欠教師工資和挪用教師經費，是因為地方個別領導認為教育法律是“軟法”，即使違法也沒有受到什麼懲罰，久而久之忽視教育法律成為必然結果，教育法律但凡有一點威懾力量，違法必受懲罰，這種現象就會大大減少。
在傅添看來，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很複雜。首先是許多基層政府的財政緊張、負債過多、入不敷出，因而不得不經常「拆東牆補西牆」。這根源於我國基層財政體制中一些長久以來的、盤根錯節的製度性弊病。因此從事實上來看，我國很多地區，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其基層政府的財力的確常常難以全額、按時負擔基層教育經費，尤其是教師的績效工資。
傅添分析稱，其次，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不夠科學，對當地經濟發展方式思考不足，目光短屈臣氏春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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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情水淺，再加上GDP為導向的績效考核方式，導致容易挪用教育經費去搞投資、基建工程等能夠快速出政績的項目，而非靜下心來發展教育，修煉“內功”，走長遠的可持續發展之道。
“地方政府對於教育不夠重視，沒有把教育真正置於關乎國計民生的根本大業的地位上，教育在地方行政中屬於非常弱勢的部門，師生屬於沒有話語權的弱勢群體和'軟柿子'。”傅添說，「最後，對於教育經費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一方面，對教育經費使用的督導工作在很多地方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師生家長缺乏便捷、有效的申訴和維權途徑，上訴無門。” |
